彭真与“82宪法”
365bet体育在线官网 www.baidushihundan.com 2013-01-08 19:32:03 来源：刘炜 作者： 点击：
“年届八十的修宪者”
1982年11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隆重开幕。这次会议，诞生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
新宪法的报告，由彭真向全国人大所作。那一刻，他年已届八十，戴着老花镜、穿着中山装、两鬓发白。
4年前，也是他，携带着家人，从陕西回到北京。此前，因“文革”的缘故，他受迫害长达13年。
那一段时间，彭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秦城监狱中度过9年，于1975年放出后，又被下放陕西商洛山区。
彭真的儿子傅洋回忆，1978年年底，当他们乘坐的伊尔18飞机在首都机场停稳后，几百位老同志，“呼啦”一下围到舷梯旁。“父亲和老同志们一一握手。很多人都哭了。”傅洋说。
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以防止个人专断，杜绝这段惨痛的历史重演，也因之成为那个年代，多数人心中的梦想。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彭真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新时期立法工作。
1979年3月到5月，短短的3个月间内，在彭真的主持下，全国人大制定了7部法律，其中，刑法、刑诉法、法院和检察院组织法，为1980年的“两案”（林彪、江青两集团审判）审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很快，彭真便迎来了自己主持新中国法制工作的顶峰：受命主持宪法修改。
“工作量是很大的”
修改宪法的决议，由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980年8月）提出。
根据这个决议，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叶剑英是主任，宋庆龄、彭真是副主任。
不过，据修宪参与者、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回忆，当时，“实际工作主要是彭真抓的”。
1980年9月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这个秘书处里，胡乔木是秘书长，还有7位副秘书长，其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一个是叶笃义，一个是甘祠森。
许崇德回忆，叶笃义在秘书处呆了大概半年，得了肠癌，进了医院。甘祠森后来健康状况也一直不佳。
另外5位副秘书长，分别是胡绳、吴冷西、张友渔、王汉斌、邢亦民。邢亦民，当时同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此外，便是秘书处成员，分别为许崇德、王叔文、肖蔚云、孙立、李剑飞。“尽管秘书处后来又增加一些人，但工作量是很大的。”许崇德说。
1981年春夏之交，“两案”审判工作基本结束。由于胡乔木身体不好，需要休养，中央决定，让彭真主持修改1978年宪法。
彭真接手宪法修改工作后，即成立了工作班子，其中有龚育之、郑惠、有林、顾昂然、杨景宇等。
7月13日，彭真率工作班子到北戴河研究宪法修改工作。7月下旬，彭真就宪法修改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他的想法。
彭真认为，宪法是根本法，主要在纲不在目，不搞不必要的创新，注意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而1978年宪法失之于简单，不如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彭真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9月1日，彭真率宪法工作班子，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集中精力修改宪法。据许崇德回忆：当时，起草组基本分成两摊，一摊是起草宪法报告和序言，另一摊是起草具体条文。
根据当时的分工，报告和序言的起草，由龚育之、有林、郑惠、卢之超等人负责；而具体条文的起草，则由王叔文、肖蔚云、项淳一、顾昂然、杨景宇、孙立、许崇德等人负责。
许崇德回忆，稿子一写出来，彭真就找人进行研究、修改，亲自在稿子上加批，然后再打回来、再讨论、再起草。
“每天工作都到深夜”
到11月中下旬时，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修宪班子按照要求，拟出了宪法修改草案初稿。
而此时，离召开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日期，已经很近。但由于宪法修改工作关系重大，还需广泛征求各地区、各方面的意见，彭真提出，推迟修改宪法完成的期限。
11月底，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彭真作了关于建议推迟修改宪法完成期限的说明，决定提交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的审议工作，推迟到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行。
彭真对此次修宪工作的认真与严谨，由此可见一斑。而据许崇德回忆，彭真工作的细致，还体现在工作的细节之中。
许崇德介绍，那时候，彭真是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修改宪法和法制委员会的工作都要管，工作十分繁重，但他起草稿子都是亲自动笔，每天工作都到深夜。
这一段时间，彭真睡眠并不好，“睡觉时也要动脑子”。而因为工作认真，彭真要说什么，或做什么讲话，都不要别人起草，都要自己动手。
“人家请他作报告，他的秘书跟着他，他讲，秘书记，事后他再整理记录，就成了稿子。他就是这个习惯。他不愿意别人为他起草，他去念。”许崇德说。
彭真经常给许崇德等委员提一些问题，许崇德记得，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具体，“有时候我们一下子也回答不上来。”
“比如他问：外国的地方议会，有多少人组成？他可能是想参考一下外国地方议会的规模。我们只知道人家议会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操作，至于地方议会的规模，我们还得临时去找资料才知道。”
“还比如，我国规定30名人大代表可以提案，彭真问，外国的议员，是单独提案，还是集体联合提案。在外国，议员可以单独提案，他们两个人、3个人联合提案是有的。但这是讲全国性的国会、议会，至于地方议会，我们缺乏了解和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收集、阅读各国的宪法和有关文献，了解各国的现实理论和历史情况。”
许崇德介绍，1982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彭真正在写序言的稿子，多数人都回家了，正好自己和王叔文在。于是，深夜十一二点，彭真来电话，把两人都叫去。
彭真说，他“又琢磨了半天”。“这已经是序言第十稿了，彭真在字斟句酌地修改。他考虑在序言中，是否应记载20世纪发生的4件大事，让我们看看，还问我们这样提法好不好，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表示赞同。我估计那天晚上，彭真一夜未眠。”许崇德说。
自彭真那里回到住处后，许崇德还写了一首五律诗，记述此事：假日庭院寂，平楼卧室幽。逐行斟字句，对坐语喃啾。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全民讨论了4个月”
宪法监督制度的设计，是修宪时，广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54宪法第27条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但从54宪法到75宪法、78宪法，事实证明，这个条款最终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广受困扰的修宪者，这一次，专门将宪法监督的制度设计，提上讨论日程。
许崇德回忆，当时的一个考虑是，美国那种以最高法院作为宪法监督机关的模式，并不合适。当时的一个共识是，应设立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机关。
此后的讨论稿，还为此专门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当，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专门负责审理违宪问题。
第二个方案是，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
经讨论后，多数意见倾向于第一个方案。不过，在经历了长久的讨论之后，由于争议较大，这一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
最后通过的版本是，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中，分别写入“监督宪法的实施”和“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在当时，彭真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宪法的规定，通过具体立法的完善来落实，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律的实施。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1982年4月21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将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公布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
这次全民讨论，有几亿人参加，持续的时间比54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还长了1个月，达4个月之久，规模之大、群众热情之高，前所未有。据许崇德所知，仅在西南边陲的贵州省，就组织了2286次讨论。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宪法，公布施行。这一天，后来成为全国普法日。
来源：《民主法制时报》2012-11-12
1982年11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隆重开幕。这次会议，诞生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
新宪法的报告，由彭真向全国人大所作。那一刻，他年已届八十，戴着老花镜、穿着中山装、两鬓发白。
4年前，也是他，携带着家人，从陕西回到北京。此前，因“文革”的缘故，他受迫害长达13年。
那一段时间，彭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秦城监狱中度过9年，于1975年放出后，又被下放陕西商洛山区。
彭真的儿子傅洋回忆，1978年年底，当他们乘坐的伊尔18飞机在首都机场停稳后，几百位老同志，“呼啦”一下围到舷梯旁。“父亲和老同志们一一握手。很多人都哭了。”傅洋说。
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以防止个人专断，杜绝这段惨痛的历史重演，也因之成为那个年代，多数人心中的梦想。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彭真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新时期立法工作。
1979年3月到5月，短短的3个月间内，在彭真的主持下，全国人大制定了7部法律，其中，刑法、刑诉法、法院和检察院组织法，为1980年的“两案”（林彪、江青两集团审判）审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很快，彭真便迎来了自己主持新中国法制工作的顶峰：受命主持宪法修改。
“工作量是很大的”
修改宪法的决议，由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980年8月）提出。
根据这个决议，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叶剑英是主任，宋庆龄、彭真是副主任。
不过，据修宪参与者、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回忆，当时，“实际工作主要是彭真抓的”。
1980年9月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这个秘书处里，胡乔木是秘书长，还有7位副秘书长，其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一个是叶笃义，一个是甘祠森。
许崇德回忆，叶笃义在秘书处呆了大概半年，得了肠癌，进了医院。甘祠森后来健康状况也一直不佳。
另外5位副秘书长，分别是胡绳、吴冷西、张友渔、王汉斌、邢亦民。邢亦民，当时同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此外，便是秘书处成员，分别为许崇德、王叔文、肖蔚云、孙立、李剑飞。“尽管秘书处后来又增加一些人，但工作量是很大的。”许崇德说。
1981年春夏之交，“两案”审判工作基本结束。由于胡乔木身体不好，需要休养，中央决定，让彭真主持修改1978年宪法。
彭真接手宪法修改工作后，即成立了工作班子，其中有龚育之、郑惠、有林、顾昂然、杨景宇等。
7月13日，彭真率工作班子到北戴河研究宪法修改工作。7月下旬，彭真就宪法修改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他的想法。
彭真认为，宪法是根本法，主要在纲不在目，不搞不必要的创新，注意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而1978年宪法失之于简单，不如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彭真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9月1日，彭真率宪法工作班子，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集中精力修改宪法。据许崇德回忆：当时，起草组基本分成两摊，一摊是起草宪法报告和序言，另一摊是起草具体条文。
根据当时的分工，报告和序言的起草，由龚育之、有林、郑惠、卢之超等人负责；而具体条文的起草，则由王叔文、肖蔚云、项淳一、顾昂然、杨景宇、孙立、许崇德等人负责。
许崇德回忆，稿子一写出来，彭真就找人进行研究、修改，亲自在稿子上加批，然后再打回来、再讨论、再起草。
“每天工作都到深夜”
到11月中下旬时，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修宪班子按照要求，拟出了宪法修改草案初稿。
而此时，离召开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日期，已经很近。但由于宪法修改工作关系重大，还需广泛征求各地区、各方面的意见，彭真提出，推迟修改宪法完成的期限。
11月底，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彭真作了关于建议推迟修改宪法完成期限的说明，决定提交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的审议工作，推迟到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行。
彭真对此次修宪工作的认真与严谨，由此可见一斑。而据许崇德回忆，彭真工作的细致，还体现在工作的细节之中。
许崇德介绍，那时候，彭真是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修改宪法和法制委员会的工作都要管，工作十分繁重，但他起草稿子都是亲自动笔，每天工作都到深夜。
这一段时间，彭真睡眠并不好，“睡觉时也要动脑子”。而因为工作认真，彭真要说什么，或做什么讲话，都不要别人起草，都要自己动手。
“人家请他作报告，他的秘书跟着他，他讲，秘书记，事后他再整理记录，就成了稿子。他就是这个习惯。他不愿意别人为他起草，他去念。”许崇德说。
彭真经常给许崇德等委员提一些问题，许崇德记得，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具体，“有时候我们一下子也回答不上来。”
“比如他问：外国的地方议会，有多少人组成？他可能是想参考一下外国地方议会的规模。我们只知道人家议会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操作，至于地方议会的规模，我们还得临时去找资料才知道。”
“还比如，我国规定30名人大代表可以提案，彭真问，外国的议员，是单独提案，还是集体联合提案。在外国，议员可以单独提案，他们两个人、3个人联合提案是有的。但这是讲全国性的国会、议会，至于地方议会，我们缺乏了解和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收集、阅读各国的宪法和有关文献，了解各国的现实理论和历史情况。”
许崇德介绍，1982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彭真正在写序言的稿子，多数人都回家了，正好自己和王叔文在。于是，深夜十一二点，彭真来电话，把两人都叫去。
彭真说，他“又琢磨了半天”。“这已经是序言第十稿了，彭真在字斟句酌地修改。他考虑在序言中，是否应记载20世纪发生的4件大事，让我们看看，还问我们这样提法好不好，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表示赞同。我估计那天晚上，彭真一夜未眠。”许崇德说。
自彭真那里回到住处后，许崇德还写了一首五律诗，记述此事：假日庭院寂，平楼卧室幽。逐行斟字句，对坐语喃啾。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全民讨论了4个月”
宪法监督制度的设计，是修宪时，广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54宪法第27条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但从54宪法到75宪法、78宪法，事实证明，这个条款最终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广受困扰的修宪者，这一次，专门将宪法监督的制度设计，提上讨论日程。
许崇德回忆，当时的一个考虑是，美国那种以最高法院作为宪法监督机关的模式，并不合适。当时的一个共识是，应设立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机关。
此后的讨论稿，还为此专门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当，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专门负责审理违宪问题。
第二个方案是，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
经讨论后，多数意见倾向于第一个方案。不过，在经历了长久的讨论之后，由于争议较大，这一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
最后通过的版本是，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中，分别写入“监督宪法的实施”和“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在当时，彭真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宪法的规定，通过具体立法的完善来落实，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律的实施。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1982年4月21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将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公布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
这次全民讨论，有几亿人参加，持续的时间比54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还长了1个月，达4个月之久，规模之大、群众热情之高，前所未有。据许崇德所知，仅在西南边陲的贵州省，就组织了2286次讨论。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宪法，公布施行。这一天，后来成为全国普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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