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开花”不结果的“芳香”之旅
365bet体育在线官网 www.baidushihundan.com 2013-01-08 14:42:56 来源：李月 作者： 点击：
清朝统治末年，政局动荡，内焦外困。面对接连不断的外侮，腐朽的清政府除了被迫连连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外毫无办法；对于内部涌动的各种变革及革命思潮，清政府也深感力不从心，即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了戊戌变法和多起革命党起义，但却无法绝禁人们的心愿。甚至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早已不是铁板一块，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主张改变政治现状。就在此时，一个推动政治变革的外因出现了，这就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
日本与沙皇俄国之间发生的这场战争，其陆上战场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实际上是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而战，但守土有责的大清帝国政府却令人汗颜地宣布严守“中立”。这又一次明白无误地表明，已经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发展到此时只能给中国人带来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耻辱和沮丧，不改变已是万万不能了。战争的结果，更让中国人大感惊诧，小小的岛国日本居然打败了庞大的实行专制政体的沙皇俄国，这是继1894年—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人遭受的第二次强烈刺激。让人料想不到的结果，迫使中国人放弃了对日本上千年的傲慢，并试图探究自己昔日的“学生”、今日已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日本致胜的原因，其中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的君主立宪制颇有仰慕之情。如《大公报》一篇分析日俄战争的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这一结论虽显偏颇，甚至有些愚昧，但反映出经过戊戌变法的“洗礼”，中国知识阶层对君主立宪制的向往已成气候。
在大势所趋之下，朝中重臣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在立宪派和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改行立宪政体，并明确提出派遣官员出国考察。为缓和矛盾，延续清王朝的反动统治，1905年7月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不得不做出姿态，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正式下谕，决定派员出国考察宪政。此谕一下，舆论一片叫好之声，似乎中国的富强就在眼前，许多人以急迫的心情翘首以待。
清政府最初选定的人选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人。之所以派出五人，仿照的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前派出五位大臣赴西方考察的规模。连人数都照搬日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的强大对清政府心理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及对日本君主立宪制政体发自内心的认同，当然愚昧心态也一目了然。
然而，就在五大臣准备出发之时，一声巨响使这次考察活动不得不推迟了数月。1905年9月24日，五位考察大臣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热热闹闹地准备出发。不料想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趁着人来人往的混乱当口悄悄地摸上了火车，但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稳，当机车和车厢挂钩时车身发生的突然震动致使炸弹未及抛掷便提前爆炸，结果吴樾本人被炸死，载泽、绍英受伤。
这一“恐怖”事件使得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的事情不得不缓行，同时也使得那些对清廷自上而下的革新寄以厚望的人们倍感愤怒，各种责难之声愤然响起。如《时报》称：“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吴樾行刺以及受到多方责难，实际上是当时主张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党人和社会上已成气候的君主立宪思潮的矛盾与冲突的直接反映。
直到12月，派遣大臣出国考察的事宜才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载泽、绍英受伤未愈，清政府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接替他们。1905年12月7日，戴鸿慈、端方率领第一路人马启程，先赴美国，随后转往欧洲，先后考察了德国、丹麦、瑞典、奥匈帝国、沙俄、荷兰、意大利等国。12月11日，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率领第二路人马也从北京启程，先赴日本，然后转往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五大臣的考察活动历经六七个月，到1906年夏秋之交两路人马先后回到中国。
在考察中，五大臣及众多随员每到一国必去议院参观，考察其议会制度。对于五大臣来说，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所做的斗争与妥协，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都让他们耳目一新。在美国，他们折服于国会中的议员“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在英国，他们感慨于“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在意大利考察时，他们诧异于议会可以决定国王任命大臣之去留的权力；在日本，他们观察到“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政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在德国，他们注意到立宪政治对于军队力量的重视；在俄国，他们特意拜访了俄国前首相维特，并请教关于中国立宪等具体事宜，而对于维特所言“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更是深以为然。在日本时，他们还听取了一些宪法学家如穗积八束等人的意见。
在考察各国宪政之余，五大臣还参观了许多行政、经济、宗教、文化、卫生、学校等机构、团体，如政府机关、邮局、铸币局、监狱、基督教青年会、商会、美术院、博物馆、疯人院等，甚至还到剧院观看戏剧演出。面对日本和欧美社会的进步，他们感慨良多，日后回国后曾立刻奏请在京师次第筹办一些公共设施，他们还提议在全国范围逐步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
中国政府派员出国考察，国外舆论的反应也十分热烈，多国多家报纸或发表文章或发表评论谈论中国派大臣出洋考察和中国的改革。五大臣前往考察的各国政府更是重视非凡，接待的礼仪都是高规格的，如西方人给五大臣都是“红地毯”的待遇。而所到国家更全部是国家元首接见的礼遇。如在日本，天皇接见；在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在英国，英国国王在白金汉宫接见；在法国，总统设宴招待……而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5国都是在中国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后临时邀请的。
尽管五大臣一路走来眼界大开，感触颇多，他们认识到中国与列强的根本差别在于先进与落后的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不革除封建专制政治，中国必将难以走向富国、强国之路。这一结论的得出显然来之不易且意义重大。
但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意识使得他们在回国后在草拟的“考察宪政报告”中仍只是向清政府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建议。不仅如此，他们还向清政府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好处是：皇权永固，内乱可弥，外患渐轻。这与腐朽、反动的清政府极度不情愿政治变革的心态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虽然在五大臣出洋归来1个多月之后的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一切似乎将水到渠成，但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13名成员中有8名是满族贵族的粉墨登场，终于使清政府假立宪的面目完全暴露。这一结果不仅令那些心存幻想的民众大失所望，而且也使五大臣出国宪政考察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使得这次考察真正成为了只“开花”不结果的“芳香”之旅。
当然，如此的结果也敲响了清政府覆亡的丧钟。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思进取与改变的清政府终于被历史所抛弃。
来源： 《中国人大》 2010年第5期 3月10日出版
日本与沙皇俄国之间发生的这场战争，其陆上战场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实际上是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而战，但守土有责的大清帝国政府却令人汗颜地宣布严守“中立”。这又一次明白无误地表明，已经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发展到此时只能给中国人带来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耻辱和沮丧，不改变已是万万不能了。战争的结果，更让中国人大感惊诧，小小的岛国日本居然打败了庞大的实行专制政体的沙皇俄国，这是继1894年—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人遭受的第二次强烈刺激。让人料想不到的结果，迫使中国人放弃了对日本上千年的傲慢，并试图探究自己昔日的“学生”、今日已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日本致胜的原因，其中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的君主立宪制颇有仰慕之情。如《大公报》一篇分析日俄战争的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这一结论虽显偏颇，甚至有些愚昧，但反映出经过戊戌变法的“洗礼”，中国知识阶层对君主立宪制的向往已成气候。
在大势所趋之下，朝中重臣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在立宪派和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改行立宪政体，并明确提出派遣官员出国考察。为缓和矛盾，延续清王朝的反动统治，1905年7月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不得不做出姿态，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正式下谕，决定派员出国考察宪政。此谕一下，舆论一片叫好之声，似乎中国的富强就在眼前，许多人以急迫的心情翘首以待。
清政府最初选定的人选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人。之所以派出五人，仿照的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前派出五位大臣赴西方考察的规模。连人数都照搬日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的强大对清政府心理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及对日本君主立宪制政体发自内心的认同，当然愚昧心态也一目了然。
然而，就在五大臣准备出发之时，一声巨响使这次考察活动不得不推迟了数月。1905年9月24日，五位考察大臣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热热闹闹地准备出发。不料想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趁着人来人往的混乱当口悄悄地摸上了火车，但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稳，当机车和车厢挂钩时车身发生的突然震动致使炸弹未及抛掷便提前爆炸，结果吴樾本人被炸死，载泽、绍英受伤。
这一“恐怖”事件使得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的事情不得不缓行，同时也使得那些对清廷自上而下的革新寄以厚望的人们倍感愤怒，各种责难之声愤然响起。如《时报》称：“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吴樾行刺以及受到多方责难，实际上是当时主张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党人和社会上已成气候的君主立宪思潮的矛盾与冲突的直接反映。
直到12月，派遣大臣出国考察的事宜才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载泽、绍英受伤未愈，清政府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接替他们。1905年12月7日，戴鸿慈、端方率领第一路人马启程，先赴美国，随后转往欧洲，先后考察了德国、丹麦、瑞典、奥匈帝国、沙俄、荷兰、意大利等国。12月11日，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率领第二路人马也从北京启程，先赴日本，然后转往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五大臣的考察活动历经六七个月，到1906年夏秋之交两路人马先后回到中国。
在考察中，五大臣及众多随员每到一国必去议院参观，考察其议会制度。对于五大臣来说，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所做的斗争与妥协，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都让他们耳目一新。在美国，他们折服于国会中的议员“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在英国，他们感慨于“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在意大利考察时，他们诧异于议会可以决定国王任命大臣之去留的权力；在日本，他们观察到“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政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在德国，他们注意到立宪政治对于军队力量的重视；在俄国，他们特意拜访了俄国前首相维特，并请教关于中国立宪等具体事宜，而对于维特所言“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更是深以为然。在日本时，他们还听取了一些宪法学家如穗积八束等人的意见。
在考察各国宪政之余，五大臣还参观了许多行政、经济、宗教、文化、卫生、学校等机构、团体，如政府机关、邮局、铸币局、监狱、基督教青年会、商会、美术院、博物馆、疯人院等，甚至还到剧院观看戏剧演出。面对日本和欧美社会的进步，他们感慨良多，日后回国后曾立刻奏请在京师次第筹办一些公共设施，他们还提议在全国范围逐步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
中国政府派员出国考察，国外舆论的反应也十分热烈，多国多家报纸或发表文章或发表评论谈论中国派大臣出洋考察和中国的改革。五大臣前往考察的各国政府更是重视非凡，接待的礼仪都是高规格的，如西方人给五大臣都是“红地毯”的待遇。而所到国家更全部是国家元首接见的礼遇。如在日本，天皇接见；在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在英国，英国国王在白金汉宫接见；在法国，总统设宴招待……而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5国都是在中国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后临时邀请的。
尽管五大臣一路走来眼界大开，感触颇多，他们认识到中国与列强的根本差别在于先进与落后的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不革除封建专制政治，中国必将难以走向富国、强国之路。这一结论的得出显然来之不易且意义重大。
但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意识使得他们在回国后在草拟的“考察宪政报告”中仍只是向清政府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建议。不仅如此，他们还向清政府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好处是：皇权永固，内乱可弥，外患渐轻。这与腐朽、反动的清政府极度不情愿政治变革的心态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虽然在五大臣出洋归来1个多月之后的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一切似乎将水到渠成，但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13名成员中有8名是满族贵族的粉墨登场，终于使清政府假立宪的面目完全暴露。这一结果不仅令那些心存幻想的民众大失所望，而且也使五大臣出国宪政考察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使得这次考察真正成为了只“开花”不结果的“芳香”之旅。
当然，如此的结果也敲响了清政府覆亡的丧钟。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思进取与改变的清政府终于被历史所抛弃。
来源： 《中国人大》 2010年第5期 3月1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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